日前，《广州增江流域考古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调查报告》）正式出版。

　　2016年3月至2017年5月，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合作，依托“考古通”软件，对增城地区进行区域性考古调查。调查以地下遗存为主要对象，时代涵盖新石器时代至清代。

　　本次考古调查复查和新发现各时期遗址555个，其中先秦两汉时期遗址计519个。从调查成果来看，增江流域的古文化遗存十分丰富，不仅分布密集，而且其年代序列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明清时期绵延不绝，且相当一部分遗址文化内涵丰富，年代跨度较大。

　　文：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

　　配图及文中资料来源：据《广州增江流域考古调查报告》

　　通讯员：穗文考

　　新石器时代增江流域就有先民居住

　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的信息指出，增江流域是珠江三角洲东部早期考古遗存分布较密集的区域。著名的金兰寺遗址，也即目前所知的“最早的广州”，早在1956年即被发现。百花林、西瓜岭村、葫芦山、花塔岭、火龙庙山、水打坝等早期遗址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发现。此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，增城地区都有零星的考古发现和发掘工作。

　　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3年左右，随着广州城市建设不断扩展，增城配合基建开展的考古工作不断增多，其中重要发现，如石滩围岭、浮扶岭遗址等层出不穷。

　　2013年，《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》出台，增城为配合土地出让和基本建设开展的调查勘探活动大量增加，涌现出墨依山、大岭顶、龙井山、莲花书院、松丁山等代表性发现，使得增城在岭南、珠江三角洲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上的地位愈加重要。

　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为《调查报告》所写的序言中写道：“（金兰寺遗址等）这些发现已经成为学术界理解岭南地区史前文化进程的关键资料。”

　　《调查报告》指出，从考古发现来看，早在新石器时代增江流域就有先民居住生活，该地区长期以来有着较为发达的经济与文化，“其文化脉络连绵不断，是今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。”

　　地理和文化上的“双重过渡地带”

　　增江流域考古学文化可依遗物形制划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时期、西周至春秋、战国至南越国、汉代（南越国后）、晋南朝、唐宋、明清等前后连续的七期。

　　赵辉指出，“和流溪河一样，增江也是发源于北面的南岭，前者在西，后者在东，皆南向注入珠江，即两条流域都自北而南连通着南岭山地和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，可以想见这两条江也流动着南北方的文化。同时，这里过渡地带的环境，也许还造就了其中古代文化的某些区域特征。通过考古资料我们发现，如地理上的过渡地带一样，当地的文化也始终处在北方文化和南部土著文化碰撞、融合的旋涡之中。例如我们可以在横岭、茶岭和甘草岭遗址看到，南下的石峡文化和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根基的虎头埔文化共存于此。”增江流域可说是一个地理和文化上的“双重过渡地带”。

　　增城建县之初可能是个军事据点

　　从此次调查的情况来看，增城的先秦两汉遗址集中分布于增江中上游大型支流的中下游两岸，距离河道一般不超过500米，多位于海拔10~30米的山岗、台地、缓坡之上，位于平地上的很少。

　　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，建县于东汉建安六年（201）的增城汉代时期的县治，大致位于今永汉河与增江交汇口一带，但周边区域发现的汉代遗存并不多。反而比较多的汉墓集中在今天增城南部的新塘至石滩东北岸一带，尤以东汉墓为主，说明东汉时期增城南部已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分布。《调查报告》指出：“增城县治并未选择人口较集中的南部，而是县境东北一带的山区，推测其县治可能为军事据点，以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控，这也为县治周边汉代遗存发现提供了一种解释。”